高含金量政策发力 经济稳增长
继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释放超预期政策信号：不仅政策总基调“更加积极有为”，财政政策从“积极”变为“更加积极”，货币政策从“稳健”调整为“适度宽松”，明年工作目标中还提及“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
“在传统四大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的基础上，会议额外强调‘促进居民收入增长’，体现了中央对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重视。”在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看来，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明年工作目标、政策基调、任务部署等层面都释放出积极的信号，有利于增强和夯实明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动力，与此同时，“从具体困难到具体目标，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针对性”。
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加赤字规模、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适时降准降息，用好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创新金融工具……此次会议的多个关键词为2025年中国经济锚定航向。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在12月14日举行的2024-2025中国经济年会上表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就是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他透露，这些政策新提法的背后有很高的含金量，具体方案将在明年全国两会登台亮相。
打破思维定式 财政加力保民生
作为衡量财政政策力度的重要指标，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提高财政赤字率”。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注意到，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应着细节上的调整。和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3个“严”（严格转移支付资金监管、严肃财经纪律、严控一般性支出）相比，今年的4个“加”（加大财政支出强度、加强重点领域保障、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呈现出显著的逆周期特征。
业内人士认为，这打破了过去多年的思维定式，即赤字和债务不能超过某个上限。
“以中国比较强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完全能够承受比较高的中央财政赤字率。”12月13日，在“《财经》年会2025：预测与战略”暨2024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直言政策发力空间正在打开，明年的官方预算赤字率会上一个台阶。
他还提到，在发力方向上，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消费的重要性提升，这反映出部分思维定式被打破，即财政具体的发力方向正趋向消费、社保而非供给侧和建设。
“明年要统筹安排收入、债券等各类财政资金，用好税收、赤字、转移支付等多种财政政策工具，确保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韩文秀在2024-2025中国经济年会上强调，当前我国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特别是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
他表示，明年要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加赤字规模，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加大财政支付强度，“确保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撑，同时政策的着力点要更加精准，重点要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4年财政赤字率拟按3%安排。此外，今年全年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已全部安排完毕，正在加快推进实施。其中，用于“两重（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建设的7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已分3批全部安排到项目，另安排3000亿元用于加力支持“两新（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
货币政策再提“适度宽松”
不同于财政政策强调加力，货币政策取向是对状态的表述，通常货币政策基调被划分为从紧、适度从紧、稳健、适度宽松和宽松。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明年货币政策定调，时隔十多年后再提货币政策“适度宽松”。
会议指出，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搭配多年，今年明确提出‘适度宽松’，意味着宏观政策确实转向更加刺激国民经济的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增加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信贷投放规模。
他表示，今后宏观政策调控会越来越集中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协调配合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政府债务。“要全面认识债务的可持续性。政府债务的发行有极强的货币政策效应。因此，关键是要建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有效机制。”
今年以来，我国加大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特别是9月24日以来一揽子金融增量政策集中推出，进一步提升支持实体经济力度。
“总的看，明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在今年支持性立场的基础上适度发力。”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在2024-2025中国经济年会上表示，将适度加大总量性和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支持力度，适时降准降息，加大货币信贷投放力度，加大对重点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在谈及下一阶段货币政策实施具体考虑时，王信表示，总量上要加大力度，充分满足有效资金需求，推动资金充分流向实体经济。在流动性层面，目前我国平均存款准备金率是6.6%，进一步降准还有空间。王信说，央行开展二级市场国债买卖的探索也更趋成熟，“未来要搭配用好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提供充足的中长期流动性，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稳增长需政策合力
“事实上，今年9月24日金融‘新政’实施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已出现了明显的边际转变，从过去‘更加重视长期治理改革、短期政策应对相对保守’，转变为‘短期政策应对和长期治理改革并重’。”在罗志恒看来，当下短期政策应对正变得更加果断，逆周期调节力度不断加大。
政策“接力”加码，如何打好政策“组合拳”？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贸易、环保、监管等政策和改革开放举措的协调配合，完善部门间有效沟通、协商反馈机制，增强政策合力。这是继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后，又一次明确“提高政策整体效能”。
在2024-2025中国经济年会上，韩文秀表示，要统筹政策制定和执行全过程，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促进政策从“最初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衔接协同，消除“中梗阻”，提高政策整体效率。
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尚希看来，财政货币政策必须一体化操作，而不是简单的A和B协调的问题。他进一步解释，财政政策有很强的货币效应，资本市场尤其是投融资结构依赖于央地财政结构。货币金融政策的传导离不开财政。
这位财政领域专家还提到要构建中期宏观政策框架。“我们的宏观政策不能年度化，今年明确明年，明年明确后年，这样的话，政策的延续性也会受到影响。”刘尚希分析，现在应该明确2030年之前的宏观政策框架与基本目标，基本目标是在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经济增速站稳在5%这个台阶上，而且要实现经济增速回归正常状态，“宏观政策、中长期的政策、改革的一系列安排，都应当服从于这个有质量的增长目标，都要瞄准这个方向，保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和有效性”。
“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一致性对企业的科技创新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田轩发现，国家政策本身对于企业长期投资没什么影响，企业家们可以调整投资决策来适应国家的宏观政策，“不过，政策的不确定性最要命，企业面临政策不确定性只能放弃长期投资，选择短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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