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与高质量发展之路相悖的“内卷式”竞争，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从2024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到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再到今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其写入年度重点工作，政策路径清晰、力度空前。相关部门亦在坚定推进落实中，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召集光伏、汽车、电商三大行业龙头企业座谈；商务部则表示将针对汽车行业存在的“内卷式”竞争现象，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加强综合整治与合规引导。

业界认为，在“内卷”问题相对集中的行业里，电商行业是高发地。平台经济“算法革命”在为经营主体创收营利带来诸多技术便利的同时，也成为供需关系失衡与资源配置低效问题加剧的间接推手。“反内卷”综合整治将给平台经济带来哪些影响？走稳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平台经济还需哪些层面的助力？

“卷” 出诸多问题

业界普遍认为，“内卷式”竞争是围绕特定市场空间的低质竞争、重复竞争。主要表现在，企业为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不断投入更多精力和资源，但并未带来技术进步，反而导致整个行业利润下降。

浙江工商大学伍蓓教授直言，当前平台的“内卷式”竞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同质化价格战。平台的商品、物流出现超低价，导致行业利润率急剧下降，平台上的部分商家陷入“不降价没订单，降价没利润”的困境。二是平台获客成本高。平台获客成本一路攀升，部分卖家广告支出在其销售额中的占比高达35%，但转化率持续下降。三是品牌价值缺失。部分商家过度依赖低价策略，供应链质量下滑，创新能力不足，难以建立用户忠诚度，陷入“有销量无品牌”的困境。

谈及平台缘何出现“内卷式”竞争，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刘学文副教授将其归因为平台的技术经济属性、资本驱动逻辑以及外部监管环境。首先，网络效应具有天然的规模扩张和市场集中趋势，易形成“赢家通吃”局面。加之平台服务同质化，用户黏性不强，直接导致平台为争夺用户展开激烈竞争，引发前期的“烧钱大战”与后期的市场垄断。此外，作为平台运营核心的算法，既有“黑箱”特性又被赋予“隐性控制权”，能高效实施价格歧视，并为平台转嫁成本、操纵规则创造了条件。其次，资本逻辑是关键推手。风险资本驱动平台通过持久消耗战获取市场控制权。即便在获得线上流量入口后，许多平台仍能长期维持亏损运营，其目的就是以资本优势拖垮对手。在此过程中，平台对商品交易总额（GMV）增速的过度追逐导致重短期增长、轻长期价值的本末倒置，将价格竞争置于技术与服务创新之上。最后，制度规制存在滞后性。现行法律法规难以规范大数据、算法共谋、新型用工关系等新业态。

在中国人民大学风险资本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马玉荣研究员看来，“内卷式”竞争对平台、行业均造成了深层次的负面影响。对平台企业而言，“内卷式”竞争造成自身盈利能力下降、用户黏性降低、创新动力抑制、服务品质滑坡等，例如餐饮外卖投诉量激增，差评集中在“质量下滑”“口感变化”等方面。对行业发展而言，中小平台与商家陷入生存危机，闭店风险激增。同时，部分企业将原本应投入研发领域的资源转向打价格战，长此以往导致行业创新停滞。对国家而言，“内卷式”竞争导致资源配置扭曲，资本过度涌入低效补贴战，挤压了实体产业升级空间。

“破” 需多方合力

“近年来，平台经济的‘内卷式’竞争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从电商直播的‘全网最低价’到外卖平台的‘百亿补贴’，非理性竞争的阴影蔓延至多个领域。这种以价格压榨、资源透支为核心的模式，表面上是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实则暗藏系统性风险，亟须多方协同治理。”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分析师陈礼腾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道。

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事关扩内需、稳就业、惠民生，也事关赋能实体经济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正因如此，相关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中——7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对外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针对平台的违规行为作出了多项规定，涉及大数据杀熟、低价倾销等方面。业界认为，此次修订旨在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市场价格秩序。

无独有偶，8月23日，《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行为规则”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引导经营者依法自主定价，二是明确经营者价格标示要求，三是规范经营者价格竞争行为，四是构建协同共治机制。

“行为规则”在保护经营者自主定价权的基础上，按照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并重，事前引导和事中事后监管相结合的思路，构建透明、可预期的常态化价格监管机制。根据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现行规定，“行为规则”从引导经营者依法自主定价、规范价格标示和价格竞争行为等方面，为经营者提供明确的行为指引，引导经营者自觉规范价格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面向未来，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仍需爬坡过坎，有待各方形成强大合力。

宁波新东方工贸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朱秋城直言，平台经济应摒弃低价模式，去做模式创新、场景创新、应用创新。首先，平台应紧跟产业导向，从“流量算法”走向“产业算法”，比如结合“跨境电商+产业带”模式，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其次，可结合区块链等新技术，破解低价模式、内卷模式；最后，可创新商业模式，从单纯的广告收费转型为“订阅+增值服务”模式。

刘学文亦建议平台经济应从消费互联网走向产业互联网，发挥平台数据处理、算法匹配优势，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转型升级，为企业提供从需求预测、柔性生产到供应链金融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陈礼腾认为，治理“内卷化”竞争需平衡市场活力与监管力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等法规，严管算法歧视、强制“二选一”等垄断行为；另一方面，推动企业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创造”，如鼓励技术创新、服务升级与差异化赛道开拓。地方政府则需摒弃“税收优惠比拼”的招商逻辑，转向产业生态培育。

马玉荣提醒，在“反内卷”综合治理过程中要平衡政府监管的必要性与平台自主经营权，明确监管边界，创新监管方式，鼓励平台自律。在制定和实施竞争政策时还需平衡促进创新和维护公平竞争之间的关系。“过于严苛的监管可能抑制创新，过于宽松的政策则可能导致垄断。因此，政策制定者需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既要鼓励企业创新，又要确保市场的开放性和竞争性。